2009年，西安市長安區細柳街辦一市場上，一隻狗被關在籠子里等待被宰殺 受訪者供圖2月27日，西安市長安路一住宅區，民警對流浪狗、無證狗進行抓捕 華商報記者 葉原 攝場景1：近90只狗被送到救助基地，其中一半以上會在兩周內死去
場景2：一架老式縫紉機臺面改造的手術臺上，常常會躺著剛做完絕育的母狗在西安這樣的大都市，對混跡其中的大多數狗來說，善終常常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。擁擠的空間、人類的暴力、交通意外和故意的傷害，使它們原本十餘年的壽命變得多舛且叵測，只有其中極少數得以死在主人懷裡或者關註的目光下。生死亂象在西安25萬隻狗的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。
60歲的王淑琴（化名）總說自己看慣了生死。可就在一隻腳陷在糞坑裡的瞬間，她突然感到頭皮發麻，後背像是被人灌了涼風。她對自己說，那一定是自己這麼多年來打針的“報應”。
在那之前，她和同事老劉剛剛找了個僻靜的地方埋葬了3只被“安樂”的小狗。王淑琴已不會像7年前剛接手時那樣抵制這種極端的死法，她會逐字逐句地向新來的志願者解釋，“體體面面地死去，比活遭罪好”。
一個炎熱的上午，從西安西三環外一個代號“40號”的“犬類限養辦公室”出發，5輛包裹嚴實、散髮著惡臭的改裝7座小巴車一分鐘都不敢耽擱，頂著38℃的高溫驅車一路往東穿過鬧市區、高速路和一片正在改造的城鄉結合帶，直到路邊的民居也變得零星散落時，突然逆行拐向一條不起眼的岔道。
那個依河而建、隱匿在高架橋下的“犬類救助基地”，便是剛剛迎來“自由”的400多條流浪狗的新家。
從西安一家事業單位退休的王淑琴，是這裡2000多只狗的“狗媽媽”。王淑琴要管它們的生，也要處置其中近一半狗的死。
“體面”的安樂死
迎接“新生”的儀式莊嚴而混亂，在成百上千隻形色各異的狗的狂吠中，在志願者四處圍堵下，這些已經被顛簸得筋疲力盡的小狗嚎叫著，或滾或爬，被人從小車上卸下。
一隻在運輸途中斷氣的小黑狗成為高溫下嚴重超載的代價。近90只狗擠在僅有7座的改造小巴車內，能夠平安抵達已是奇跡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它們將混入大院2000多只狗中，度過生命的最後階段。其中，有一半以上會在兩周內匆匆死去，死於之前感染的犬瘟熱、細小病毒、犬包蟲或過度抑鬱。
“基地”的運轉資金來自民間捐助，買狗糧、打疫苗、做手術，月花費都在6萬元以上。而且，每月都會從西安市各個限犬辦接收來數百隻被收容的狗。這些要吃要喝的動物，如果“基地”不出手，它們的下場很難想象。早些年，王淑琴親眼見過被殺狗販子領去剝皮吃肉的。
每天從院子的東頭忙到西頭，王淑琴走到哪裡，總有一堆狗前呼後擁。有時候，遇上重傷或剛出生的小狗，王淑琴無從選擇，只能用一種叫做“速眠2號”的針劑，讓它們在無知無覺中“體面”地死去。
在“基地”，能夠等到出生的小狗是極少數。在那之前，王淑琴會將個別懷孕的母狗送到附近的寵物醫生那裡，花300元或500元給她們絕育或引產。相較於手下2000多只狗的生存問題，這樣的費用屬於“計劃”外支出，但又不得不做。
面對幼崽，王淑琴有時也會忍不住動了惻隱之心。一些母狗在孩子被“安樂死”後常常陷於“抑鬱”，一連數天不食不眠，王淑琴後來會留一隻小狗在母狗身邊，“哪怕看著它們長不大，得病死了，心裡也總比打針要好受些。”
每晚回到家，王淑琴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全身淋濕，脫下衣服泡入水中，水面立馬浮上密密麻麻暗紅色的一層，那是從狗身上傳來的跳蚤。讓她糾結的是，儘管有“限犬令”，但西安狗的數量卻在十年內由7萬增至去年的25萬以上，每一條生命都有權利活，但誰似乎也沒有權力來決定哪條生命應該死。
狗命無常
黑白相間的流浪狗“黑豆”，是60歲的志願者田潔撿回的流浪狗。這隻身材與成年“鬥牛”相當的土狗出奇的安靜。在田潔150平米的家中，它習慣躲進卧室的一角，用窗帘遮擋起半個身子，來了生人也不敢出一口大氣兒，活像是個被嚇破膽的“精神病人”。
去年年底，尚未長大的“黑豆”跟著母親浪跡在西安鳳城二路的一個小區。結果，“黑豆”的媽媽被保安抓住弔打慘死，黑豆則被打斷腿、淋了一頭的開水後丟棄。儘管田潔每次喂食時都會安慰它、撫摸它，但長大了的“黑豆”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對人類的畏懼，“跟人不親，你聲音大一點它都會躲起來，或者低伏著身子哀鳴”。
流浪狗“多多”曾經是個母親，去年9月在鳳城三路的一個小區，保安用水龍頭將“多多”從一個水泥管道內趕出來，用水泥封死了管道的兩頭。“多多”剛剛生下的一窩小狗崽也順手被封入了管道里。田潔聽說了“多多”的故事，終於能理解這隻母狗為何看起來有些抑鬱，“她幾乎不跟人交流眼神，沒事就獨自卧著”。
去年秋天，含光門東的環城公園裡，一隻活蹦亂跳的金毛在跟隨主人參加了兩次遛狗聚會後突然死亡，原因是它被註射的國產疫苗並未有效地阻止來自另一隻狗的“細小病毒”。由於拉布拉多犬和金毛也被列為三環內禁養品種，金毛的主人只能夜間遛狗，但這種“做賊一樣的存在”還是未能輓回其短命的悲劇。
在廣袤的天地里，狗的生死有時更像一株野草，可以隨時被踐踏或磨滅。在西安南郊一所大學工作的賀琳，常去給幾隻附近的流浪狗喂食。她親眼目睹了一隻黃狗被電鑽戳爛了耳朵。那隻狗的主人曾是一個養蜂人，養狗是為了夜間防賊。由於經常要追花趕蜜搬家，狗不好帶就會被拋棄。可這隻黃狗有著驚人的辨識能力和忠誠，連續被丟棄三次仍然找回主人家。為了徹底解決麻煩，養蜂人打算用電鑽戳瞎它的眼睛，只是在動手時戳偏了地方。在西安郭杜做家政鐘點工的李女士至今撂不下對自家狗“大黃”的一份愧疚。去年中秋後，她趁空坐車趕往渭南農村的家收苞谷。緊趕慢趕一天一夜，終於在第二天天亮前將苞谷收了、稈子砍了用車拉回家。“大黃”陪著她跑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一趟也沒落下。
可沒等到次月她放假，家裡已不見了“大黃”。公公說得很輕鬆，“村裡要拆遷，前天來了收狗的，出了70元，價錢還不錯。”
被“收容”的狗狗們
在西安，沒有人知道一天有多少狗死去。它們或成為同類的口糧，或被賣到了餐桌上，西安南郊一些村鎮就有多個屠宰市場。
家住西安灞橋張千戶村的農民張大安（化名），甚至聽到一種以抓狗數量來“積分”的說法。張大安的狗叫“猴猴”，曾陪她做了一年多的“拆遷釘子戶”，4月16日被“收容”了，由於猴猴“立過功”，張大安決定，哪怕花錢也要“贖回”。
“40號”位於西安市區最西頭的一個古老村落。這個自稱“沒有配備辦公經費”的部門，高峰時每月收容犬只千隻以上。有說法稱，抓狗數量與該單位工作人員的“獎金”掛鉤。在“40號”建立初期，由於個別收容所的犬只被殺狗者接收，“40號”一度被動保人士批評為狗肉市場“集散地”。經過多次交涉，收容犬的後期救助才落到了民間機構頭上。在“40號”，張大安沒找到自己的狗，卻見到了另一番景象：
狗舍里的數百隻狗早已沒了往日的威風，夾著尾巴、驚恐的眼神、歇斯底裡地嚎叫。許多狗身上已沒有幾根狗毛，裸露在外的皮膚活脫脫像個怪物。牆角里一隻半大的白狗已經吠不出聲，但不忘守護著泥水裡剛出生不久的狗娃。犬舍另一端，新來的數十隻小狗被從蛇皮袋內倒出，一隻已經被壓得斷了氣。一名工作人員揪起後晃了晃，一邊喊著“積分！積分！”一邊被扔進了焚屍爐。
看到這一幕，張大安哭了，她幾乎可以想象“猴猴”最終的結局。第二天再去時，這些狗大部分已被送走。她最終沒有找到“猴猴”，卻從此開始關註流浪狗的生死。
在得到“匿名”的承諾後，一位志願者向華商報記者展示了在限犬辦內偷拍到的圖片。照片上，缺少檢疫和治療，公母不分欄，大小不分欄，沒有絕育措施，皮膚潰爛，小狗被大狗吃掉等景象觸目驚心。
一名志願者展示了她花200元從“40號”贖回的懷孕小黑狗的視頻。畫面中，這隻叫做“貝貝”的狗在被救出後僅僅存活了4天。對主人的忠誠註定了貝貝的悲劇，從被收容那天起，它便水米不進，一直挺到小狗降生後斷氣。
相對而言，在西安的25萬隻狗中，7萬多只有證犬總比“黑戶”吃得開些。按照“限犬令”，狗主人必須花300元至500元為狗辦“戶口”，也就是養犬許可證，此後每年花200元年檢。與成都等地僅僅10元的“養犬證”相比，西安數百元的“辦證費”成為很多主人在狗被“抓走”後選擇遺棄的主要原因。
傷殘狗的“手術室”
對在街上流浪多時的狗，由於其“身經百戰”，因此對其救助的過程充滿危險。王淑琴被狗咬過很多次，“原因是這些狗已經無法信任人類，長期進化過程中信任人的本能已經被徹底摧毀了”。由於經常註射狂犬疫苗和血清，她的血小板嚴重下降，“沒別的辦法，活一天，管一天”。
伴隨著一次接一次風風火火“打狗”的，是活躍在西安“地上”和“地下”的上百個流浪狗救助基地。有的將狗舍搭建在秦嶺腳下的某個院子里，有的就在城牆下繁華鬧市的某個單元房裡。在這些或明或暗的“避難所”里，混跡西安的諸多流浪狗，向死亡“末路狂奔”的腳步陡然舒緩下來。
在南門西側的一條巷子里遇到搖頭晃尾的“大黃”和“黑熊”時，60歲的陳大夫嘴角露出了不經意的微笑。附近遊蕩街頭的諸多流浪狗中，她總能第一眼就認出哪只已經被“做了”（絕育），哪一隻是最近被拋棄“才出來混的”。陳大夫曾就職於西安一家大型醫院，她習慣在下班後穿著睡袍走向小區那間堆滿了舊自行車的地下室。
在那架呼哧呼哧的大風扇下，一架老式縫紉機的臺面改造而成的手術臺上，常常會躺著一隻剛剛被陳大夫做完絕育手術的母狗。
十多年來，在這個隱秘的手術室里，陳大夫經手過的“生死”不計其數：一隻因抓壞沙發而被主人剁掉前蹄的“比熊”，在這裡做過截肢手術；
一隻被保安打爆眼珠的中華田園犬在這裡做過眼球摘除；
還有一隻可愛的黑色捲毛狗，還在這張縫紉機臺面上接受了乳腺瘤切除。最為複雜是母狗引產絕育術，從消毒、麻醉到破腹、切除子宮和卵巢，再到縫合、包扎，兩個人要忙一個鐘頭。由於太忙，她只能把遛狗的任務交給丈夫，儘管她收留的19只流浪狗中，僅有5只能出得了門，其餘的不是雙眼被打瞎，就是被剁掉了腳。
由於這座城市每天都在擴展，每天都有工地開工或者完工。幾乎每個工地都會養一隻看門狗，但大多數都會在建築完工後被遺棄。為了幫助這些可能被遺棄的看門狗避免可能的更慘結局，陳大夫與志願者李立新也常常找上門為這些狗做絕育。
通常，在苦口婆心的勸說並遞上幾包煙後，她們會被允許將狗帶回手術室，待傷口痊愈後再送回工地。
“不是狗有問題，而是我們自己”
對於以狗為營生的販子來說，狗的壽命更多地取決於其生育年齡的極限。家住長安區的朱珊曾目睹過多只無法再配種的名犬，被送到殺狗市場售賣：一隻憨厚可愛的金毛短短數分鐘後就被砸破腦殼，吊起後腿活剝了狗皮。按照殺狗販子的講究，趁著狗還有一口氣時剝掉的皮毛完整光亮，賣相才好。因收養者的經濟條件不同，被救助的狗狗們生活也可能因“運氣”而判若雲泥。
在長安區某鎮一個600多平米的救助基地里，187只流浪狗的待遇絕無僅有。該基地的供養者是一位成功人士，女主人在西安南郊一處高檔小區獨居。據說將全部的積蓄都壓在了眼下的這幫“伙計”身上。除了優質的狗糧，輔食還包括鮮肉和牛奶。為了照顧狗狗，40多歲的孤兒馬師傅被雇來專門看狗，隔三差五也能抽包中華、喝瓶茅臺。一個寵物醫生經常被叫來上門服務，他調侃說：“如果這187只狗能夠善終，那一定是死於心臟病或者三高。”
田潔她們常常被質問：“你們有功夫管狗，咋不知道去管人呢？”田潔無法回答，甚至女兒也很難接受母親天天和一群狗混在一起。一次因為有“狗味兒”，母親送來的30個包子被女兒扔掉了。田潔也只能安慰自己：“冷漠是有罪的。”而《動物保護法》的發起人之一、“西京伴侶動物救助中心”負責人薛妮婭則說：“我們救的不是狗，是我們自己。”
為什麼一邊在救狗，一邊卻在“安樂”？志願者“林”講述了十年前自己剛開始從事動物保護時的經歷。
那時候，西安成規模的民間救助還未興起，一幫志願者好不容易從“限養辦”救出了40多只飽受摧殘的狗，卻發現無人願意領養，也沒有地方存放。一旦放歸街頭，難免再次被“收容”或者被狗販子屠宰。為了不使這些狗被折磨致死，“林”與幾名救助者達成一致，按照西方對流浪狗的方式，“讓它們好好地離開”。為了減少狗的痛苦，6個人湊了1200元買了進口麻藥。“林”至今還記得從咸陽請來的楊大夫留給她的話，“以後這種事別再找我”。
“不是狗有問題，而是我們自己。”薛妮婭說，“如果能像僅收取10元辦證費的成都那樣，稍微降低一點辦證的門檻，或者將部分辦證收費用於狗的絕育和免疫，嚴格登記管理，而不是運動式的清理，狗的管理也許會簡單些。”
對於混跡西安的25萬隻狗來說，死亡的另一頭是什麼，救助者“西京”也想不透。但在他腦海中卻經常浮現出4年前救狗時的一幕：在長安縣細柳鎮上，綁在繩索上的一排排狗的斷蹄，突然像風鈴一般搖曳，那如行為藝術一般的場景超越了所有狗聲鼎沸、撒潑打歡的時刻，以一種決然不同的方式，向陽光下的一切生命昭示，這刀俎下的牲靈，亦曾有過獨特而奔放的存在。 （原標題：狗，在西安的25萬種死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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